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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吃药还是谈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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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和其治疗手段都显得十分神秘,有时候我们无法把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大脑变换结合起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靠谈话就能够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正因为这些未解之谜,许多时候,医生只能靠“猜”来给患者治疗。

疗效如何要靠运气
面对同一种疾病,通常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到底哪一种更好?例如,治疗抑郁症可以服用抗抑郁药、接受精神分析或者认知行为疗法,每一种选择都同时存在好处和弊端。抗抑郁药见效快,可是有副作用;心理疗法中的精神分析没有副作用,可是需要长时间治疗才有效;同为心理疗法的认知行为疗法看似什么都好,但并非对所有人有用。让人头痛的是,以往并没有研究显示,对于特定类型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哪种治疗方式更合适。因此,在第一次面对患者的时候,医生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治疗方法对这位患者最有效,于是医生可能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或者对患者来说负担最小的方式,如果效果不好,再换另一种治疗方式。运气不好的话,患者可能需要继续忍受一段时间病魔的折磨,才能够碰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也有可能需要看很多不同的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病医生才能够有好转。

靠扫描大脑开药方
有痛快点的选择方式吗?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精神病学家Mayberg教授最近发现,也许大脑中某种生物标志能够帮助医生一锤定音地选择治疗方式,而不用像以前那样靠运气了。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进行PET扫描时,Mayberg偶然发现,有40%的患者对抗抑郁药Lexapro和认知行为疗法都反应很好,剩下的患者要么只对抗抑郁药有反应,要么对认知行为疗法有反应,而后面两种患者的大脑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名为前脑岛,这个区域不活跃的患者,通常对认知行为疗法的反应很好,抗抑郁药则对他们没用;这个区域特别活跃的患者,则更适合服用抗抑郁药,认知行为疗法对他们没用。
前脑岛的任务包括了自我情感意识、认知控制和做选择,这些功能都会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对前脑岛并不活跃的患者来说,也许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训练改变患者消极和不健康的思维方式)比抗抑郁药更有力,因为认知行为疗法能直接教会患者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思维,这是“有的放矢”,自然很快就能见效。以往不少的研究发现,抗抑郁药和谈话性治疗有一些共同的作用,而这次却发现,这两种治疗方式对大脑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作用,这可能更有利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如果医生给每一位抑郁症患者先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或者PET扫描,那也许制定的治疗方案会更加有效。

靠询问患者童年经历定方案
假若没有条件接受核磁共振或者PET扫描,其他一些临床因素也可以在患者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起到一些提示和帮助的作用。例如,不少过往研究结果都表现出这样的迹象:在儿童时期有过精神创伤(如失去父母或者受到虐待)的患者,对心理治疗的反应比对药物治疗更好。
对没有受虐经验的成年抑郁症患者来说,疗效最好的方式是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和抗抑郁药(Serzone)进行治疗,单独进行认知行为疗法或者药物疗法都效果稍差。可对有童年精神创伤的成年抑郁症患者来说,其中48%的人可以仅靠认知行为疗法康复,但只有33%的人对单独的药物疗法有反应。即使是联合两种方式,对有过童年创伤的患者来说,也不如单独进行认知行为疗法更有效。
对此,精神病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早年的受创经历让患者大脑的海马体萎缩,这个大脑部位对于记忆和学习至关重要。如果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萎缩,正好可以在认知行为疗法中,通过积极地学习新的思维方式来对抗抑郁,这是药物无法单独达到的疗效。
抑郁症患者中,不少人都在早年有过受虐经历,医生们进行相关的询问能够帮助他们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做出更正确的决定。

未来的治疗会更个体化
在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关于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之间差别的临床数据,以及进一步了解大脑接受两种治疗后有什么不同的反应。更细致一些,心理疗法的分类也众多,除了前文中提到的精神分析和认知行为疗法,还有一些非特定的谈话疗法,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关心;抗抑郁药物也五花八门,例如有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种类,如果能预测不同类型患者对每一种治疗的反应,无疑能够提升疗效。
希望在以后我们能够对此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基于这些了解之上,再经过扫描大脑、询问童年经历、验血或基因测序等检查的帮助,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治疗可以越来越个体化,从而提高治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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