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和小儿麻痹症的前世今生

导读:小儿麻痹症疫苗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把其看作拯救世界的良药,但是疫情平息之后,人们仿佛忘记了当时的伤痛,转而攻击疫苗了。正值小儿麻痹症疫苗制造者百年诞辰和埃博拉病毒肆虐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疫苗改变世界的能力。(译自《大西洋月刊》网站) 那还是1953年,6岁的弗兰基·弗洛德病了,一开始只以为是头伤风,但是到了万圣节的前一天,弗兰基开始喘不过气来。他的父母慌忙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做了脊椎穿刺后下了结论:孩子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在那个年代,小儿麻痹症是父母最害怕的病魔,弗兰基还没来得及进手术室就离开了人世。几十年后,弗兰基的孪生姐姐贾尼斯写道:“弗兰基根本无法吞咽了,他被自己的分泌物呛住了。爸爸用最温柔的姿势抱着这个唯一的儿子,但是弗兰基全身都埋在呼吸机里,只有头颈能露出来,爸爸心里得有多难过。” 今时已不同于以往了,现在仅仅一例埃博拉或肠病毒感染就能引起全国范围内的恐慌,人们恐怖很难再记起小儿麻痹症盛行时的情景。1952年是小儿麻痹症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全美国出现了6万多的患者,其中3000名儿童死去,2.1万人终身瘫痪。弗兰基当时才读一年级,短短的几天内,他们班的24名孩子里8个都因为小儿麻痹症进了医院,其中3人死亡,剩下5人都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贾尼斯也是其中之一。 到了1955年,事情出现了转机,大批的美国儿童排队接种了乔纳斯·索尔克制造的新型小儿麻痹症疫苗;到了60年代初期,这个徘徊不去的病魔已经被抑制住了,患者减少了97% 索尔克死于1995年,刚过去的1028日是他的100年诞辰。在不少人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圣人般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成功消除了一种可怕的儿童疾病,更是为他的气节所折服。索尔克出身贫寒,但是面对变得富贵的机会却未动心,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计算,如果索尔克为小儿麻痹症疫苗申请专利的话,他可以挣到70亿美元。著名主持人爱德华·默罗曾经问他疫苗的专利属于谁,索尔克的回答非常出名:“我觉得应该属于人类吧,要什么专利呢?我们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 《大西洋月刊》的编辑詹妮·罗滕伯格·格里茨最近采访了索尔克的长子彼得。彼得·索尔克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研究者,他与父亲一起在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彼得在采访中谈到了索尔克晚年时对艾滋病毒进行的研究、索尔克写的书中对一些伦理问题的探讨、对现在的反疫苗行动的态度,他还讨论了现在的人们对疫苗失去信任的原因,就连他父亲带到世间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也受到了质疑。 具体采访内容如下: 格里茨: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呢? 彼得·索尔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真正地关心人类的安危。在私人交际当中,他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任何一个遇到的人。说到小儿麻痹症的研究的话,在这个领域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他不想卷入争斗之中,即使有人攻击他的研究方法他也不回应。 格里茨:那么多人都在叫嚣他的方法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守住自己的信念,坚持把疫苗研究进行下去的呢? 彼得·索尔克:父亲的本性就是如此,对自己无法理解的那些教条根本就不会接受。他上医学院的时候修过微生物学的课程,教授讲到破伤风和白喉时说,这是细菌释放的毒素引发的疾病,可以利用化学药品使毒素失去活性,这样一来失活的毒素就可以用来引发人体的免疫反应了。之后的一堂课讲的是病毒引发的疾病,教授说此类疾病无法用相同的方式引发免疫反应,必须用活着的病毒。父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的处理方法对细菌引发的疾病能起作用,而对病毒引发的疾病就不起作用了;他认为病毒和细菌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同样可以用失去活性的病毒引发免疫反应,如果使用未失活的病毒作为疫苗的话,疫苗本身就有让人染病的风险。 格里茨:很多人都认为艾伯特·赛宾制造的活病毒疫苗更加可靠,对不对? 彼得·索尔克:是的。艾伯特·赛宾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了,他并不喜欢持不同意见的人出现。他的口服疫苗使用了被削弱了的活体病毒,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的疫苗会是效果最好的。 引发小儿麻痹症的病毒从口腔进入人体,然后在肠道中繁殖,有的时候还会进入血液中,最后入侵神经系统;到了这个最后阶段,病毒出现在脊椎或大脑中时才引发了瘫痪。要预防瘫痪的话,需要使病毒抗体在血液中循环,我父亲的注射式疫苗就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1962年的时候,赛宾的口服疫苗被广泛推广,慢慢地代替了所有的注射式疫苗。赛宾的疫苗有一个问题,疫苗中所含的被削弱的病毒在一些人身上可以重新回到危险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曾经四处蔓延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基本灭绝了,但是之后的数十年间疫苗本身引发的病例间或出现,每年都有8-12起。 美国直到2000年才决定重新启用注射式疫苗;而全球范围来看,从1988年开始的扑灭小儿麻痹症活动主要用的还是口服疫苗。2012年的数据显示,自然引发的小儿麻痹症已从1988年的35万例下降到了233例,但是世卫组织称每年因活病毒疫苗引发的小儿麻痹症可达250-500例。 格里茨:人们现在都很担心疫苗会使原本健康的孩子生病。 彼得·索尔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百日咳为例,以前的疫苗直接把已杀死的致病生物整个用上了,疫苗的免疫效果很好,但是牵涉到的蛋白质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会引起一些副作用。后来他们就制造了“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只在细菌中提取了一部分物质并进行了净化,这种疫苗引发的免疫反应不够强烈,持续时间不少,儿童接种后未来还要补种,但是它的副作用消失了。 31年前我儿子迈克尔出生的时候全细胞疫苗还在使用当中,而百日咳已经差不多看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没必要给孩子接种疫苗了,干吗要担上让孩子发烧或者怎么样的风险呢?我当时考虑了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还是不能钻别人的空子,他们可是为了抑制百日咳让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疫苗的,我不能只享受好处不履行义务。迈克尔接种疫苗后确实发烧了,但是如果不给他注射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 格里茨:一些反对疫苗的人宣称,只要孩子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他们就不会患上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疾病,就算被传染了也能很快恢复,自然地产生免疫能力。 彼得·索尔克:不可能。说到这一点我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辞来反驳。如果能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身体养得健壮一些,避免劳累,那当然很好,这对一些疾病确实有预防效果。但是引发传染病的病毒并不一般,它们对人体的伤害力很大,以为健康的生活习惯能抵御传染病的,简直是痴人说梦。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疾病都死灰复燃了,麻疹回来了,百日咳也回来了。以前没接种疫苗的孩子都危险了,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根本无法接种疫苗,他们的生命也危险了。以前大家都接种疫苗,因此个别没打疫苗的根本不用担心病毒会出现,如今就没这么好的事了。因为接种的人变少了,不接种的人受到的保护就变小了。 格里茨:你第一次听说反疫苗运动的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彼得·索尔克:我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只记得是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们给我送了些资料过来,我读了以后感觉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人的逻辑。尤其是那些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我就更不懂了,因为我本人对该疫苗比较了解。有人宣称疫苗根本就是骗人的,小儿麻痹症的消失跟疫苗一点关系也没有。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吧。1954年的时候我们在180万名学龄儿童身上进行了大型的双盲研究,结果非常明显,接种疫苗的孩子得到了保护,没接种的孩子就没受到保护。看到这些数据,你根本没办法再认为小儿麻痹症的消失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听说反疫苗的事后我挺震惊的,我感觉这事就像一场叫做“无知”的流行病一样,我们必须给大众打好预防针。 格里茨: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被错误的认识给迷惑了呢? 彼得·索尔克:一部分原因就是流行病被抑制住后,大家有点沾沾自喜。小儿麻痹症正流行的时候,大家是处于恐慌状态的,谁也不了解这种病是怎么来的,它无法预测,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却很严重。当时游泳池和电影院都关门了,但现在的人根本就记不起那时的情景了。还有一部分人在宣传全天然的生活方式,反对使用任何实验室制品。 不过,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50年代的时候,人们都很信任科学和医学,认为它们可以真正地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当疾病的威胁过去之后,大家的注意力纷纷转移到其他东西上,在其他事件中人们开始质疑大型组织的可靠性。人们开始想:我们还能信赖研究机构吗?还能相信制药公司吗?这对事情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格里茨:如果你父亲这样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多多与大众直接交流、多多登上报刊杂志,情况会有改善吗? 彼得·索尔克:我父亲算是一个公共人物,但是他的同事们不太喜欢这样。按照科学界的传统,研究者不用这样直接地跟大众交流,科学家就应该在研讨会上交流,或者发表研究成果。但是我父亲认为跟大众直接交流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原理,让他们知道该抱有怎样的期待。不过其他科学家并不认同这一点。 格里茨:你父亲并没有给疫苗申请专利,这是为什么呢? 彼得·索尔克:我觉得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满心想的都是制造出一种能够保护孩子免受小儿麻痹症折磨的疫苗。其实美国畸形儿基金会曾尝试过为疫苗申请专利,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确保疫苗的生产方式是正确的。我看到过一些这方面的通信记录,基金会一直希望我父亲留心点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要申请专利的话得提供足够的信息,但是我父亲完全不理,这也许让他们很气馁吧。 格里茨:从你自己的经历来看,申请了专利和牵涉到利益交易之后,对药物的制造会有什么影响呢? 彼得·索尔克:用艾滋病的疗法来举个例子吧。在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正在向非洲和亚洲宣传艾滋病的治疗方法,那时服用治疗药物的话,每年得花1-1.5万美元,但是很多国家的人均医疗经费预算每年只有4美元。两个数字对比一下,在这些国家怎么可能有人用得起药呢?最后还是国际抗击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基金会提供了部分资金,美国的布什总统也提出了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印度和巴西的一些非专利药制造商制造了比较便宜的抗艾药物,这才把价格降了下来。 外来的救援计划将问题压制到了可控的范围内,但是却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些国家的基础医疗设施没有建立起来。外来的资金替他们买了药,却没给他们培养专业的医疗人员。就拿现在流行的埃博拉疫情来说吧,非洲疫区的国家根本没有合格的医疗设施,你能对他们的医疗工作者抱有什么希望呢?他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民,让疾病不再蔓延。现在,因为我们的帮助不彻底,我们也尝到了后果,埃博拉已经传出来了。 格里茨:你曾有好几年的时间和令尊一起研究艾滋病疫苗,怎么这种疫苗的制造比小儿麻痹症疫苗困难许多? 彼得·索尔克:小儿麻痹症病毒只有三种,而艾滋病的病毒处于快速变化之中,跟流感病毒差不多。大家接种的流感病毒疫苗每年都不一样的,艾滋病的疫苗也是同样。当你对一种艾滋病毒产生免疫能力之后,病毒已经变异了,原来的免疫能力就没用了。 另外,小儿麻痹症是一种急性发作的疾病,病发完以后就完了。而艾滋病毒一旦被感染上,就进入了患者的细胞,病毒的遗传物质与患者的遗传物质结合起来,基本上无法再清除出人体了。 格里茨:你父亲针对艾滋免疫做了哪些尝试呢? 彼得·索尔克:首先,从艾滋病毒感染到相关免疫缺陷的症状出现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期,父亲想利用好这个时间差。病毒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削弱CD4免疫细胞,病发时就是CD4免疫细胞失去作用,无法再对任何病原体产生免疫反应了。 父亲使用的方法很简单,跟小儿麻痹症疫苗一样,他利用一个被杀死的艾滋病毒,希望它能够激活免疫系统的某些反应,杀死已经被感染的细胞,延缓艾滋病发作的时间。 第一次临床实验是在1987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2007年。从这次实验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结论,不过后来我又针对它进行了数据的梳理和分析。从我电脑上及文件中得到的数据推论,我们的疫苗能显著地减缓艾滋病的发展速度,让CD4免疫细胞被削弱的速度下降。我觉得我们的免疫方法还是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的,也许应该从更加严谨和全面地分析相关数据开始。 格里茨:小儿麻痹症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它为什么还没被消除呢? 彼得·索尔克:致力于消除小儿麻痹症的人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是有的国家存在着战争、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那里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疫苗。印度在几年前终于消除了小儿麻痹症,现在巴基斯坦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其国内纷争不断。阿富汗也有疫情,但主要是从邻国巴基斯坦传过来的,尼日利亚也有小儿麻痹症疫情。 这种现象很值得琢磨。我们已经拥有能够彻底消除病毒的疫苗了,但是因为人类社会的沟通问题,疫苗没有办法推广。让问题无法解决的就是这个,障碍并不在科学层面,而是在社会层面。 格里茨:你父亲似乎很关注社会层面上的这些问题。 彼得·索尔克:是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推出之后,父亲创办了一个新的研究所。但是你从他早期写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来了,他并非只醉心于研究疫苗和糖尿病之类的东西,他也关心人与人之间引发的问题,那是实验室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经常说,人是进化的产物,人类自身也应为进化做出贡献,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做出明智的选择。

The Anti-Vaccine Movement Is Forgetting the Polio Epidemic

It started out as a head cold. Then, the day before Halloween, 6-year-old Frankie Flood began gasping for breath. His parents rushed him to City Hospital in Syracuse, New York, where a spinal tap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every parent feared most in 1953: poliomyelitis. He died on his way to the operating room. “Frankie could not swallow—he was literally drowning in his own secretions,” wrote his twin sister, Janice, decades later. “Dad cradled his only son as best he could while hampe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only part of Frankie’s body that remained outside the iron lung was his head and neck.” At a time when a single case of Ebola or enterovirus can start a national panic, it’s hard to remember the sheer scale of the polio epidemic. In the peak year of 1952, there were nearly 60,000 cases throughout America; 3,000 were fatal, and 21,000 left their victims paralyzed. In Frankie Flood’s first-grade classroom in Syracuse, New York, eight children out of 24 were hospitalized for polio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days. Three of them died, and others, including Janice, spent years learning to walk again. Then, in 1955, American children began lining up for Jonas Salk's new polio vaccine. By the early 1960s, the recurring epidemics were 97 percent gone. Salk, who died in 1995, would have turned 100 on October 28. He is still remembered as a saintly figure—not only because he banished a terrifying childhood illness, but because he came from humble beginnings yet gave up the chance to become wealthy. (According to Forbes, Salk could have made as much as $7 billion from the vaccine.) When Edward R. Murrow asked him who owned the patent to the vaccine, Salk famously replied, “Well, the people, I would say. There is no patent. Could you patent the sun?” I recently spoke with Salk’s oldest son, Peter, an accomplished medical researcher in his own right who spent years working alongside his father at 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Peter told me about his father’s late-in-life HIV research and the ethical concerns he explored in such books as Man Unfolding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Wisest. Peter also spoke with impressive thoughtfulness about today’s anti-vaccine movement and reflected on why so many Americans came to distrust life-saving vaccines such as the one his father helped bring to the world. Jennie Rothenberg Gritz: What sort of person was your father? Peter Salk: He was a kind person. He really cared about people. In his personal interactions, he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to uplift whomever he was interacting with. As things went on with polio, there was obviously a great deal of controversy. But he wasn’t one who wanted to engage in battles, even when people attacked him for the approach he was taking. Rothenberg Gritz: What gave him the confidence to keep working on his vaccine when so many people were telling him it couldn’t be done? Salk: That was sort of his nature. He just didn’t accept dogma if he didn’t understand it. When he was in medical school, taking a course in microbiology, the professor spoke about two bacterial diseases—tetanus and diphtheria—that are caused by toxins that bacteria produce. You can inactivate those toxins chemically and use them to produce a protective immune response. In the next lesson, the professor said that when came it to viral illnesses, you couldn’t do that. You needed to have a living virus to induce immunity that would protect against the disease. My father didn’t understand why one thing would be true for a couple of bacterial diseases but not for viral ones. He thought you ought to be able to do same thing with a virus: inactivate it and then induce an immune response without any risk of the vaccine causing the disease itself. Rothenberg Gritz: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Albert Sabin’s live-virus vaccine was the better way to go, right? Salk: Yes, Albert Sabin was an established figure in the field. He was not one to welcome someone with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ings. And indeed, most people felt that his oral vaccine, where you use a weakened version of the live virus, was going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Polio gets into the body through the mouth and then grows in the intestines. Sometimes it will travel into the blood stream, then into the nervous system. It’s there—in the spinal cord or the brain—that the virus causes paralysis. To be protected against paralysis, all you need are antibodies circulating through the bloodstream. That’s the kind of protection my father’s injectable vaccine provides. But in 1962, the Sabin oral vaccine was introduced on a wide scale. It ultimately replaced the injected vaccine in this country entirely. The problem with the Sabin vaccine is that the weakened virus can revert back to a dangerous form in some people. As a result, the wild polio virus was completely gone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but for decades we continued to have somewhere between 8 and 12 cases each year that were caused by the vaccine itself. In this country, the decision was finally made in 2000 to go back to the injectable vaccine. On a global level, there was an eradication initiative that started in 1988. They primarily used the oral vaccine. By 2012, the number of reported, naturally occurring polio cases was down from about 350,000 in 1988 to 223. But the WHO estimates that something on the order of 250 to 500 cases of polio are caused every year by the live vaccine itself. Rothenberg Gritz: People have been concerned by the idea that vaccines can cause disease in healthy children. Salk: There are some subtleties to this. With pertussis, for instance, the old vaccine was based on using the whole killed organism. That was very effective, but because there were a whole lot of different kinds of proteins that were all mixed up, there were some side effects. Later on, they developed a so-called acellular pertussis vaccine, where you use purified materials from the bacterium. It doesn’t produce as strong or long-lasting an immune response—people need to have booster shots when they’re adults, for instance. But it doesn’t cause the same side effects. When my own son Michael was born 31 years ago, the whole-cell vaccine was still in use. Whooping cough was essentially gone in this country by that time, so from one perspective, why should we take the risk of causing a high fever or other side effects in our own child? I know I certainly thought about this a lot. But I just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ood that other people had done by immunizing their kids—to take a free ride, so to speak. Michael did end up developing a fever. But I couldn’t have lived with my decision if we hadn’t given him the vaccine. Rothenberg Gritz: Some vaccine opponents argue that as long as children live healthy lifestyles, they can either avoid illnesses like polio or recover quickly and develop “natural immunity.” Salk: No. I wouldn’t hesitate to use very strong words about that. Of course it’s a good thing to live a healthy life, to keep the body strong and well-rested. I won’t rule out that it can help to protect against some types of disease.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se organisms that can be very damaging to people, I think it’s wishful thinking to imagine that a healthy lifestyle can protect against infection. And what we see is that many diseases are starting to come back. Measles is recurring; whooping cough is recurring. The kids whose parents are choosing not to immunize them are at risk, but so are babies and kids who might not be able to be vaccinated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These kids are no longer having the same benefit of herd immunity. Their level of protection is now eroding. Rothenberg Gritz: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first started hearing about widespread opposition to vaccines? Salk: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when, but it first came to my attention through some of my friends. I read some of the materials they sent me, and it jus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to follow some of the logic—particularly when it came to the polio vaccine, which I knew something about. People were claiming that it was all a myth,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poli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vaccines. The reality is that back in 1954, there was a huge double-blind study involving 1.8 million schoolchildren. The results were clear-cut: If you got the polio vaccine, you were protected; if you didn’t, you were not. When you have that kind of data, you just can’t say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polio is due to other things. What strikes me is—I don’t know quite how to put this, but it’s like there’s an epidemic of misinformation, and we’ve got to inoculate the public against it. Rothenberg Gritz: Why do you think this misinformation has spread so widely? Salk: Part of it is that people have become complacent because these diseases aren’t rampant anymore. During the polio epidemic, people were really frightened. This was a disease they didn’t understand, whose appearance they couldn’t predict, and it had terrible effects on kids. Swimming pools and movie theaters were closed. It’s easy to forget this now. Also, these days, there ar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living naturally and not wanting to be exposed to things that are made in a laboratory. But there are probably other forces at work. Back in the 1950s, people really looked to science and medicine as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eir lives better. But once the fear of these diseases began to subside, people started looking at other large-scale forces in the world—the Vietnam War, the government, and so on—and wondering, Can we trust large institutions? Can we trus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 think that that’s something that’s driven people also. Rothenberg Gritz: Do you think it would help if there were more scientists like your father—celebrity researchers who communicated directly with the public and appeared on the covers of major magazines? Salk: My father was a public figure, but his peers didn’t always like that. It wasn’t part of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public the way he did. Scientists were supposed to communicate only through meetings and publications. But there were some points where my father felt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for him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people,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what was taking place, to have their expectations appropriately in line. This wasn’t something his fellow scientists really appreciated. Rothenberg Gritz: He also decided not to patent the vaccine. Why not? Salk: I don’t think it ever really crossed his mind. He was totally driven to create a vaccine that would protect kids against polio. Indeed, the March of Dimes looked into a patent. I don’t think they had any evil reasons. I’ve seen records of some of correspondence that took place, and I suspect that they wanted to ensure that the drug would be manufactured correctly. They kept trying to get my father’s attention because they needed to get information to patent it, and it was incredibly frustrating for them when he didn’t want to put his attention on it. Rothenberg Gritz: In your own experience, how have patents and profits affecte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alk: I can recall my experience with AIDS treatments. Back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is one, I was involved in helping introduce treatments in Africa and Asia—that’s back when AIDS drugs were $10,000 or $15,000 a year. There were countries where the health budget would be something on the order of $4 per person per year. With prices in this range, how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these drugs to be used in such countries?  Finally,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came along and helped put some money in the picture. President Bush came in with PEPFAR. And finally, some generic manufactures in India and Brazil drove the price down with cheaper versions of the drugs. These complex forces have brought things to where at least you’ve got a manageable system. But those systems were put in place without any provision for beefing up the health care infrastructure in these countries. They pay for drugs, but they don’t pay for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You see it with Ebola; the currently affected countries in Africa have totally inadequate health care systems. What are they supposed to do? They’re not able to protect their people from these diseases spreading. And now, because we’ve not helped sufficiently to get them on their feet, we’re being exposed ourselves to the consequences. Rothenberg Gritz: You and your father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working on an AIDS vaccine. Why is it so much harder to create than a polio vaccine? Salk: There are only three versions of the polio virus. With HIV, the virus is rapidly changing, as happens with influenza also. The flu shot you get one year isn’t the same as the next one. It’s the same sort of thing with HIV. If you develop an immune response, the virus can mutate rapidly to evade that. Also, polio is an acute illness. You have the infection and then it’s gone. With HIV, once you’re infected, it gets into your cells. Its genetic material is now integrated into your own genetic material. Once the virus has gotten a foothold like that, so far it hasn’t turned out to be possible to get rid of it. Rothenberg Gritz: So what was your father trying to do? Salk: As a first step, h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there’s such a long period between the time when a person is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and the time the immunodeficiency symptoms develop. Over the months, over the years, the virus is chipping away at your CD4 T-cells. Eventually, they get deplet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you no longer can defend yourself against different pathogens, etc. What he wanted to try was a very simple approach: As with polio, he used a killed virus. The idea was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boost the activity of a particular part of the immune system in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to help kill off the cells that were infected with HIV, thereby slow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The first clinical trial in infected patients began in 1987. The project continued until somewhere around 2007. Nothing practical has come of it, but I later went back and di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based the subset of the data I had on my computer or in my paper files. It turned out the vaccine had high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lowing the progression of disease, on the decline of these CD4 T-cells. So it seems to me that more could be done based on this approach. A good starting point might be to do an independent meta-analysis in a more official and comprehensive way. Rothenberg Gritz: Polio itself still hasn’t been totally eliminated in some countries. What’s holding that up? Salk: 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polio eradication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but there are still countries where there are conflicts, religious differences, cultural differences, political differences—and these are the countries where some kids haven’t been able to be reached with the vaccine that’s been used. India finally eliminated the wild virus a few years ago. Pakistan is the greatest problem right now, with all its internal turmoil. The disease still persists in Afghanistan, but that’s largely a result of what’s happening across the border in Pakistan. Nigeria has also so far never eliminated the wild virus. It’s so interesting to me. We’ve now got vaccines that should be able to get rid of this virus forever. But until we can deal with these human interactions in a more constructive way, we’re not going to get there. That’s what holding things up. It’s not the scientific level; it’s the social level. Rothenberg Gritz: Your father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ose problems. Salk: Yes. After the polio vaccine was introduced, he decided to establish a new institute. But from his earliest writings, it was clear that he wasn’t just interested in researching vaccines, diabetes, and so on. He was interested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from man’s relationship to man—problems that can’t be solved in the laboratory. He often said that we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we have become the process itself.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be making wise cho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