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0岁女性口述实录,带你了解50年避孕史真相

作者简介:Nicola Davis,资深编辑,毕业于牛津大学有机化学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们发明出的所有药物里影响最大的一种当属避孕药,它对人体机能的控制和调节能力可夺魁首,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整个世界。 笔者自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女子,整个年轻时代未曾拘束过自己,过得很是洒脱,但是我每天早上都得吃一片避孕药,这种折磨不知要持续多少年,这个想法实在令我窒息。如果不吃药的话,让我依赖避孕套或者自己算日子也太不靠谱了。我拼命回想以前接受的性教育课程,希望从中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只记得老师给我们介绍女用安全套,还对男生说不要把避孕套放在裤子后袋里,以免其受热分解。 避孕知识像我一样匮乏的女性比比皆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两性生殖健康学教授朱迪思·斯蒂芬森说:“现在还有大量女性以为她们的避孕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吃药,要么用避孕套,年轻女性在这方面尤其保守。事实上,有些她们从未想过的避孕方法效果好上20倍不止。” 常见的避孕药分为两类,一种是纯黄体酮,一种是黄体酮和雌激素,除了口服外,还可以注射;此外还有多种子宫内植入物,一经植入即可使用多年,其中宫内节育器只在子宫内部释放黄体酮,而铜圈可杀死精子,阻止受精卵着床。担心体内激素水平失衡的女性可以选择植入铜圈。 尽管有了如此多的选择,口服避孕药仍是最主流的。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健康心理学的高级讲师辛西亚·格拉汉姆博士说:“很多女性误认为宫内节育系统和注射类药物会影响以后的生育能力,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证据支持此观点。” 还好,避孕技术也是在不断发展的。2003年,英国上市了避孕贴片,6年后又出现了可以释放激素的阴道环;与此同时,口服避孕药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和优化,更加符合现代生活的需求了,有些服药方法也变得更灵活了。另外,宫内节育设备越来越小型化,避孕喷剂和凝胶也纷纷涌现,避孕产品的购买非常方便了。 有些人还关注着男性避孕方法的发展,除了输卵管切除术和避孕套以外,现在正研制的方法包括:用聚合物凝胶将输精管堵住一部分、使精子失去活力;开发男用口服避孕药等。斯蒂芬森说:“最终目标是找到一种即可以有效避孕,又能预防性传染疾病的男性避孕方法,以此来完全代替避孕套。” 口服避孕药经过53年的风光历程,终将退出历史舞台。逢此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跟着几名女性回顾一下避孕技术的历史与现实。 阿努史卡的自述(未满20岁) 我的父母知道我在吃避孕药,但是他们以为我是为了调整经期,缓解痛经症状。虽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吧,主要目的肯定不是。我今年17岁了,每当男生过来找我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些猜测,但却什么也没有说过,提到这些男生的时候只说他们是“朋友”。就跟吸烟一样,他们知道我吸烟,也肯定见过我的烟,但是什么也不问。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太好,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我希望可以毫无芥蒂地对他们说任何事情。 夏天吃避孕药对我来说很不错,因为我会外出参加很多活动,有的时候会在帐篷中宿营,这种时候如果来了月经是很麻烦的。但是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我会跟妈妈住在一起,必须把避孕药藏好。避孕药我肯定不会吃上一辈子,不过现在我离不了它。 我从15岁开始吃避孕药,必须自己去诊所里开药。当时心情是很恐慌的,幸好我姐姐在服药,她告诉了我该拿哪种。那时我和男朋友已经有了性行为,我们用过5次避孕套,但是避孕套不够安全,我又不想吃事后避孕药。大家都听说过关于事后避孕药的传闻吧,有人说吃四次就会把不孕的几率提高50%,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是打定主意不吃它了。 我妈妈是个印度人,她的思想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对孩子有些保护过度。印度人更依赖精油和自然疗法,她对草药制成的避孕药应该比较放心,但是人工制造的激素和化学药品会引起她的反感。我外婆也是一样的,我嗓子疼的时候她们会让我用盐水漱口,而不是吃西药。去年我的胸部出现了肿块,后来检查出问题不大,但是妈妈带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我是不是在吃避孕药,我撒了谎。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那里的女生对避孕技术了解不多,可能是因为她们的母亲管得比较严。我的朋友中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就有很多在吃避孕药,根本就不理会母亲的意见,全凭自己做主。 布丽姬特·米娜莫莉的自述(20多岁) 我基本上不会跟人谈论避孕的事情,为什么呢?说到性的话,我可以开些相关的玩笑,说些黄色笑话之类的,真有需要严肃讨论的场合,出于防范意外怀孕和下流人士的目的,我也不介意说上一说。但是我并不会跟朋友探讨这个话题,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谈,唯有避孕措施是从不讨论的。这一点也令我很惊奇,明明是大家都需要烦恼的问题,却没人提出来进行商议。 偶尔提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发现自己好像忘记吃药了。现在避孕套用得比较多,但是我的朋友们基本上都不会用女性避孕套,即使是那些崇尚女权的人也没有研究它的意思。大家对于植入式避孕工具的态度不一,我的一个朋友植入后一点问题都没出,另一个则足足异常出血6个月之久。不过我的室友非常推崇可以释放激素的植入式线圈,她用了以后疏忽了对性病的防范措施,不过完全不用担心怀孕了。她是和朋友一起了解后同时做的手术,可见这种方法比较温和,不怎么吓人。 我呼吁大家跟朋友多探讨这个问题。听听朋友的朋友的事例可以帮你做出明智的选择,让你少走弯路。避孕是性生活中不美好的一面,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你的朋友很可能有很多经验可讲。我的朋友们几乎都一个人默默地尝试了很多,我希望其他人不要在走那么多弯路了。 爱希·萨蒂的自述(30多岁) 有一天早上,我跟一个还不太熟识的好男人在一起,我连他的姓都还拼不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做爱了。我慌忙地在自己包里翻着避孕套,嘴里说着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话,例如“别动哦”之类的,好像怕对方跑了似的。我终于在一堆面巾纸里翻出避孕套后,笨拙地戴在自己身上。 之后的一切都挺美妙,不过我亲爱的避孕套忽然掉了,卡在了子宫和宫颈之间。那感觉我之前从来没遇到过,我只知道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太明白。我们俩在床上翻了半天,证实了避孕套确实没有掉出来,然后就害怕了起来,直奔诊所。我们到的时候气喘吁吁地,还笑个不停,一个护士用钳子帮忙把避孕套夹了出来,然后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们还要不要那个套子了。我们收下后跑到一家咖啡馆里吃了东西。这段经历让我很难忘,之后我们两个谈了一场美好的恋爱,不过后来我都吃上了避孕药。 瓦内萨·索普的自述(40多岁) 大家都说女性朋友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到20岁的女孩子们不会轻易讨论避孕的事情,每个人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很淑女,这种情况持续到成年以后也没有变过。 对于我熟识的朋友们,我知道她们的很多事情,却并不了解她们的避孕措施。我并不认为这是对女性权利的压制造成的,但是确实可能有点这个势头。不过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这些被解放的女性追求独立自主,不喜欢谈论这种传统的女性话题;还有的人可能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早就应该掌握相关知识了,完全不需要讨论。 于是出现了悲剧的事情。那是在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亲密友人在信报箱对面的女厕所中抱着我埋头痛哭,断断续续地说出:“我怀孕了。”她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直到她哭够了抬起头来我才勉强拼凑出她表达的内容。那件事之后,我们也未曾讨论后相关事宜,她只是在男友的陪伴下冷酷地堕了胎。 在学校里的时候,流言中“在吃避孕药”的女生都会惹人非议,就跟打上了“渣滓”的印记一样。这跟我母亲年轻时的情况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被发现有婚姻外的性行为,女人就不用活了。而在我们的时代,又出现了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三流打胎诊所的阴影,女性们对此事更加讳莫如深;如果她们在性生活中不多加注意,等待她们的就只有死亡。 因此,避孕套在我的同龄人中非常流行,即使当时的避孕套质量并不好,即使新出品了很多副作用低的避孕药,人们还是对避孕套很热衷。当年在大街上也能看到一些关于注射类黄体酮的宣传,但是都只有只言片语,那时候每年都有不少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的女孩被强制注射此药。 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把吃避孕药当成成年的象征,而不是乱交的保障。说起来这事不太公平,服用避孕药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为一段感情奉献,而对男性来说意义只是不必再买避孕套了。 当时最热门的新式避孕技术是事后避孕药,于1984年推出。使用它的女性往往会被轻视,因为她们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却在事后寻求补救,完全不顾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用于女性身上的阻隔类避孕方法于90年代慢慢发展,对大家来说它是最神秘的避孕方法。 现在我们上了年纪,担心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性病感染和怀孕,关注的焦点变成了不孕不育。我们成为了第一辈以高龄孕妇为主的人群,很多人第一次怀孕都是在35岁以后。 马瑞拉·弗罗斯拉普的自述(50多岁) 性爱让人向往,但是避孕却让人蹙眉。即使现在避孕套做的花里胡哨,又是香味,又是彩色,又带额外刺激,但是归根结底,避孕还是麻烦。 我第一次接触避孕是十几岁的时候。那是70年代,我的父母已经分居,但是都住在爱尔兰。那里不允许婚前性行为,一经发现会受处罚,而且教会也不允许堕胎。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我母亲还是成功为热恋中的女儿拿到了避孕药。我当时跟父亲居住,亲眼目睹了父亲向母亲求助的过程,因为我当时已经跟邻家的男孩恋爱2年了。 我不知道16岁之前服药避孕药是否合法,但是在当时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多年来我和母亲有很多争执,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欠她很多。 之后我一直服药,直到80年代,一个比怀孕还要可怕的梦魇笼罩在人们头上,那就是艾滋病的流行。如此一来,选择正确的避孕方法成了关乎生死的大事。后来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了,避孕环也出现了,我很喜欢它,使用的五年间我不仅不用担心怀孕,连月事的麻烦也省了。 我知道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有很多女人喜欢月经,喜欢意外怀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避孕技术可以不断发展,为我女儿这一辈以及很多还不能享受避孕技术的女性带去福音。 伊冯·罗伯茨的自述(60多岁) 60年代充满了变革的呼声,不少人都追求女性权利的解放,在性方面很放荡。 在堕胎合法化之前,工薪家庭的女孩子最好的避孕方法就是畏惧。只有足够害怕怀孕,害怕走进大学校门后遇到放荡的人,害怕一时的快乐换来60年的痛苦婚姻,才能避免做出会怀孕的事情。 那个年代的人对性爱的看法很奇特。很多人大肆讨论女性的高潮来源,聚会时背景声总是对色情和毒品的讨论或摇滚音乐,女性可以多重高潮的结论也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如此,没有经济能力来进行非法堕胎的女孩儿如果怀了孕,并不会被视为解放先锋,反而会被当作耻笑的对象。60年代追求性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母亲的一本可怕的医学知识书籍中了解到了避孕的相关知识,上面的图解非常恐怖。书上说,对于女性来说性爱是个烦恼,她们的姿势很不利,快感也不多。但是口服避孕药出现以后,女性杂志的口风忽然转变,它们都说性爱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伤害了。 凯瑟琳·怀特霍恩的自述(80多岁) 每一辈人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创造了新的性爱方法,也觉得自己创造了最顶级的避孕技术。对此我只能撇撇嘴,30年代的时候,我母亲用的是海绵制成的子宫帽,她经常会唱这样一首歌:“中产阶层的你我已经脱离了无知,但是穷苦的人还像兔子一样繁殖,他们的生活习惯如何恶质……” 我们这一代用的是新式子宫帽,必须假装已婚医生才会给戴,不需要给出证明,只要告诉医生结婚日期就好了。当时也经常用避孕套,男性可以在理发师那里买到,在橡胶避孕套出现的许多年之前,羊肠做成的避孕套已经大行其道了。

Adventures in contraception: eight women discuss their choices

Of all the drugs developed to mend and manipulate our bodies over the past 50-odd years, it seems birth control is the biggie. It changed everything. As a moderately haphazard woman lurching through my youth, the idea of having to take a tablet every morning for the next umpteen years was clearly fraught with the potential for disaster. Putting all my faith in a skimpy bit of latex or taking pot luck with a calendar were equ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while digging back into the memories of institutionalised sex education only unearthed shady recollections of a teacher flapping a female condom around while simultaneously booming at the boys: “Don’t carry a jonny in your back pocket – your arse will warm it up and it’ll disintegrate.” It seems I wasn’t alone.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women, particularly young women, who see their choice as the pill or condom, and actually there are other methods that are 20 times more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a pregnancy,” says Professor Judith Stephenson, professor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esides the two main forms of pill (combined and progestogen only), the injections, the implant and, of course, condoms, there’s a host of other options including intrauterine gadgets that can last for years. While the plastic Mirena, or IUS, sits in the womb and offers a local dose of progestogen, the copper coil, or IUD, kills off sperm and creates an inhospitable environment for implantation. It’s an option for those who aren’t keen on pumping their body full of extra hormones. Despite myriad methods on offer, however, the pill continues to reign supreme. Dr Cynthia Graham, senior lecturer in health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agrees. “A lot of women have the idea that IUD, IUS and also injectables can affect future fertility in the long term, and there is really no evidence for that.” But new options continue to arrive. In 2003 the contraceptive patch was introduced in the UK, followed six years later by a hormone-releasing vaginal ring. The pill has been tweaked, tuned and modernised over the years, and even changes in the routine of pill-taking. And there are other upgrades afoot, from smaller IUS devices to the much-mooted development of contraceptive sprays and gels and even improved access. There’s even a glimmer of hope that men might be given the keys. Male contraception is edging beyond vasectomies and condoms, with trials underway into reversibly semi blocking the vas deferens with polymer gel that inactivates sperm, while tentative steps are being taken towards a male pill. And the holy grail? “I think the real jackpot would be to have an effective, contraceptive method that also prevents against STIs that would be an alternative to condoms,” says Stephenson. The pill’s 53-year-old victory parade is over. Welcome to Contraception 2.0. Anushka: in her teens My parents know I’m on the pill, but they think I’m doing it because it regulates my period and helps with the pain. It does that, too, but that’s not the main reason I’m on it. I’m 17, so they must suspect something when boys come to the house, but nothing is ever talked about. The guys are always just “friends”. It’s the same with smoking – they know I do, and they must find my baccy, but they don’t say anything. I don’t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y parents; I wish it was better. I don’t like that I can’t talk to them about anything. It’s great for me to be on the pill over the summer, while I’m going to lots of festivals – you don’t want to be on your period in a tent. It’s more difficult if I go on a family holiday and I’m sharing a room with my mum and have to hide things from her. I know I won’t take the pill forever, but right now it’s what I need. I went on the pill when I was 15 and had to go on my own to the clinic. It was scary – I was just lucky my older sister was already on the pill so she could tell me which one to get. I was having sex with my boyfriend. We had used condoms maybe five times, but they can break and I didn’t want to be taking the morning-after pill. You hear scare stories – I don’t know if they’re true – about how taking the morning-after pill four times increases your risk of infertility by 50%. I don’t want any of that. My mum’s attitude is cultural. She’s Indian. She is very overprotective. In India they’re bigger on oils and natural remedies. If the pill was made of herbs I don’t think she’d mind, but she is suspicious of artificial hormones and chemicals. My grandmother is the same. When I have a sore throat they prefer that I have a salt gargle than a Strepsil. Last year I found a lump in my boob. It turned out to be nothing but I went with my mum to the doctor.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ey asked was whether I was on the pill. I lied and said I wasn’t. I go to a private school, and the girls are less advanced in terms of contraception. It might be because their mums are more in control. Lots of my state-school friends are on the pill. They are more confident. They don’t need their mothers’ permission. Bridget Minamore: in her 20s Why do I find it so hard to talk about contraception? Sex? I can talk and joke about sex, and when I have to be sensible,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knocked up or catching something nasty means I always speak up. But with my friends? Not really. We discuss almost everything else, but not our contraception options. I am struck by how little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we all have to think about. A conversation revealed that a lot of us forget to take our pills. While condoms are popular, none of my mates know how to use the female condom and, despite our feminism,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finding out. Reactions to the implant are mixed – one friend has had no problems, another bled for six months solid. The best response was from my flatmate, a vocal advert for the hormonal coil. While she admits being lax about using other methods to avoid STDs now the threat of pregnancy is gone, the fact that she and her mates researched it together and got them in on the same day meant the process was a far less scary one. So, a rallying cry: talk to the people around you. Even copy the example of one friend of a friend who didn’t share our embarrassment and tweet your way through deciding on getting an IUD, hating it, and getting it taken out a month later. Contraception might be the unsexy part of sex, but it’s necessary, and chances are your mates have their own stories to tell. All of mine have gone through so much silent trial-and-error that the next time one of us has a decision to make, I’m hopeful it won’t all have been in vain. Isy Suttie: in her 30s One morning I was in flagrante with a nice man I didn’t know terribly well –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pell his surname with confidence – and the need for a condom had been established. As I sweatily rifled through my bag there were some pretty second-rate utterances from me to fill time, such as the command: “Stay there!” as if it was a given that he was plotting his escape. I finally found my trusty rubber friend amongst kirby grips and tissues, and clumsily put it on. Everything was then going tickety-boo until my rubber friend went off-piste and wedged itself stubbornly somewhere between my cervix and uterus. It wasn’t a sensation I’d had before. I just knew something felt wrong. Once we’d dug around the sheets to confirm our suspicions we panicked and pegged it to a clinic. When we arrived we were giggling and hyperventilating. A smart lady produced some pliers and hauled it out. She asked us, po-faced, if we’d like to keep it. We said: “Why of course” and then we went to a café for some ham and eggs. I couldn’t have asked for a greater bonding experience, and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lovely relationship. Of course I immediately went on the pill. Vanessa Thorpe: in her 40s Women are so good at sharing, we hear. Strange then that among my generation of friends, adolescent in the early 1980s, there was a sort of discretion verging on the demure when it came to discussing contraception. And it has pretty much persisted through our adult lives. Although I can tell you a lot about the women I know best,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what they did, or do, for contraception. I don’t think it is repression, although it might be partly that. I think it is largely the fact that we, as liberated women, ambitious at least for independence, felt we did not want to spend much time talking about traditionally female problems. Possibly there was also a sense among us that, post-1960s, you had to pretend to know all about it already. So it was that, one sad afternoon at university, a woman I am still close to sobbed into my chest inside the ladies loos along the corridor from the college pigeonholes. “I’m pregnant,” she stuttered. Her words were almost inaudible and I only pieced together the meaning once she had pulled away from me. We didn’t really discuss it much even after that. It was dealt with grimly with the support of a boyfriend. In school the girls who were rumoured to be “on the pill” had been the focus of excited gossip among classmates. It was seen as almost the same thing as wearing a big badge reading “slag”. It was a cosy echo of our mothers’ era, when the shame of getting caught out of wedlock was the worst fate to be feared. For us, however, as the terror of Aids grew in stature, the dark days of backstreet abortions and bleak enforced adoptions began to seem almost worthy of nostalgia – because if we had unprotected sex we were all going to die. This, I guess, explains the continued popularity of condoms in my age group, despite all the innovations going on in laboratories, creating new milder “third generation” progestogen pills, and even though the first polyurethane condoms did not come in until 1997. There was limited word on the street about the depo-provera contraceptive injection, a drug used then as a drastic measure administered to girls not considered responsible enough to produce a new baby every year. Within sexual relationships, as we grew up, the pill became an emblem of grown-up-ness rather than of promiscuity. It was an unfortunate thing, in a way, because for a young woman going on the pill was often a sign of romantic commitment, while for a man it was sometimes simply licence to stop buying condoms. The most discussed preventative innovation of the age was the morning-after-pill, arriving as it did in 1984. Women who used this were regarded with sneaking respect: they were wild enough to have thrown caution to the wind yet sensible enough to reach for the best remedy and brave enough to go through the unpleasant, queasy-making experience. Female barrier methods, improving slowly through the 1990s, were perhaps the most occult of the prophylactic arts. As we aged together, the fear of infection and pregnancy was slowly superseded by a fear of infertility. We were, it turned out, the first middle-class generation to be judged, almost en masse, “elderly primigravida” – that is, going to term with a first pregnancy over the age of 35. Mariella Frostrup: in her 50s Sex is hopefully sexy, but contraception is anything but. Despite brave attempts, involving flavouring, colouring and “pleasure points” there has been no successful way of dressing up pregnancy prevention as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it says on the packet. My first brush with the mysterious world of birth control was in my early teens. It was the 1970s and my separated parents were resident in Ireland, a country that legislated against sex before marriage and refused to recognise that it ever occurred, where abuse was rife, abortion was illegal and the church ruled. Despite the prevailing culture of high Catholicism my mum managed to secure a prescription for the pill for her young lovestruck daughter. I was living with my father at the time, and in one of the few moments of co-operation I ever witnessed between my parents, he begged her help as it became clear my two-year love affair with the boy next door was inevitably headed for consummation. I’m not sure if putting me on the pill before I was 16 was strictly legal, but it was definitely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and while my mother and I have had many differences over the intervening years, for this one act of unqualified support I remain forever in her debt. I carried on taking the pill until fears of a far more terrifying conclusion to carnal impulses than pregnancy took over in the 1980s. In the nightmare of the Aids epidemic the right form of contraception was for all of us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 Later still, after the birth of my two children, came the opportunity for my favourite contraceptive, the Mirena coil, which gave me five fabulously menstrual-free years without having to give unplanned pregnancy or the monthly female inconvenience. I’m sure in this crazy mixed-up world there are women who love their periods and partners who are equally enamoured. I’m not among them and hope advances in contraception that I can barely yet imagine will bless my daughter’s generation and the many millions of women further afield for whom birth control remains unaffordable, unacceptable and inaccessible. Yvonne Roberts: in her 60s On the allegedly swinging 60s, poet Michelene Wandor has it about right. Before abortion became legal, the best contraception for a working-class girl was the simple expedient of fear. Fear of becoming pregnant; fear of the exit door to university clanging shut; fear of being hitched to the same man for 60 years because of a five-minute fumble followed by a shotgun marriage. Fear worked a treat. It was a rum time for copulation. While the debate raged about whether female orgasms were vaginal or clitoral, and the musical backdrop was sex and drugs and rock’n’roll, and researchers Masters and Johnson had announced to the world that women could be multi-orgasmic, girls of very slender means (budgets, say, unable to stretch to an illegal termination)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if they “went all the way”, far from being seen as the liberated hippy chick, they’d be viewed as the campus bike. “Free” love in the 60s came at a price. Knowledge of the cap, the withdrawal method, douches and condoms, complete with gruesomely graphic illustrations, were learned about from a fearsome medical book acquired by my mother. It implied that, for the female, sex was a tiresome affair in which the position was ridiculous and the pleasure momentary. Th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ill, women’s magazines began to tell a different story: intercourse didn’t have to mean a woman’s aspirations were sabotaged. Katharine Whitehorn: in her 80s Just as every generation seems to think it invented sex, it irritatingly often thinks it invented contraception. At which I grind my teeth and remember the small sponge pessary my mother used in the 1930s, and begin to hum one of the songs for Socialists: “The middle classes/ me and you/ Already know a thing or two/ But oh the poor/ they breed like rabbits/ They have the most disgusting habits.” My generation had the Dutch cap, though you had to pretend you were married to get it fitted. You didn’t have to produce a certificate, just tell the date. But there were always condoms, which men could buy at the barber’s. I understand, too, that there were such things made of lambs’ intestines long before there was anything made of rubber.